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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家梁中堂:曾写信给胡耀邦建议放弃一胎化
编辑时间:2014/12/26

梁中堂 梁中堂

  “生孩子有什么好研究的?”至今梁中堂还不大情愿搞人口研究,也不喜欢被称作人口学家。

  然而,他“不情愿”的另一面却是长达35年的坚持。1979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伊始,他是当时唯一提出过不同意见的专家。梁中堂不仅敢言,更长于实践,在他的努力下,山西翼城县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拥有了生育二胎而免于处罚的权利。

  时光荏苒,在翼城试点平稳推进的同时,舆论和政策环境都趋于宽松。体制内外都在探讨如何完善人口政策,“单独二胎”政策一出台,梁中堂此前屡遭拒绝的著作也可以出版了。10月中旬,《决策》记者拜访梁中堂时,他历经十余年写就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终于得以面世,此前,书中的内容都是以自印本的形式流传于坊间。

  对于人口研究,梁中堂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结。早在2004年,梁中堂离开山西省社科院,来到上海,准备新的生活从新的领域开始。然而,过去十年他又开始研究人口政策史。他上海的寓所俨然成为人口学的“民间图书馆”,数千册与人口相关的书籍资料堆满了房间。

  体制内的逆主流者

  回望过去的几十年,梁中堂却是出乎意料的平静。时针回拨到1978年,30岁的梁中堂刚调动到山西省委党校担任教员,中央要求党校开设人口理论课,他被安排上这门课。“我是来做学问的,生孩子有什么学问?”梁中堂一肚子不情愿。

  同年11月,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虽然组织得有声有色,但他仍然有一个“不搞人口学”的念头,内心有一种抵触情绪,不仅未写论文,而且会上也没有发言。

  1979年,百废待兴,随着知青大返城带来的就业压力,有关人士提出“本世纪末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的目标和一胎化政策。梁得知后,不经意的测算了一下,实现这个目标,只能在平均每个家庭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百分之二三十的家庭不生孩子,死亡率再有一定程度的上升。显然,这很“荒谬”。

  人口增长率为零的目标是怎样提出来的?怎样的人口政策才切合我国实际?带着疑问,梁中堂有了写论文的冲动。文章写完后,他心里不踏实,他不相信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政府公开宣布的一个目标,竟然连粗略的计算也没有。所以,他希望见到一些权威人士做点解释。

  他到北京找了刘铮等接近决策层的专家。刘铮说:“这是一个争取达到的目标,能实现固然好,不能实现也没什么要紧。”刘虽如此说,但为了12亿的目标,计生政策开始越来越严。离京后,论文被修改得更为尖锐,增添了论战的成分。这篇论文正式把他推入人口学研究,改变了人生轨迹。

  在这篇论文中,梁中堂首次提出“人口老化”等今天被视为常识的概念,他还预计到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将造成诸多社会经济问题。

  1982年,“十二大”正式提出12亿的人口目标,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当时我还是追求这个12亿的,但是应该以一种科学合理的方式实现。”梁中堂坦言。

  有意思的是,在计划生育成为国策的同年,人口老化等被认为与我国搭不上边的一些概念开始被讨论。1982年,为参加联合国世界老年会议,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随后,在一大批离退休老干部的推动下,又成立了中国老年学会。

  “正是在上下互动的推动下,大约到90年代以后,人口老化才不是禁区了,计划生育可能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也逐渐可以讨论。”梁中堂告诉《决策》。

  1984年春节前,梁中堂突然萌发了给中央写信的念头。春节时,他完成报告,呈给胡耀邦,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实现12亿的目标,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

  “整个80年代我是站在体制内,想实现控制人口的目标。新世纪后,我开始反思,12亿的人口目标实现了怎样,未能实现又能怎样。”他皱着眉头,“人口多、底子薄,是那个时代我们常说的话。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人口是负担,非计划生育不可,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的确是这样吗?”

  “不该将贫穷的根源归结到老百姓生孩子上。30多年来,政府只是在计划体制的边缘地带些许放松了管制,中国就赢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计划生育“特区”——翼城

  作为体制内人,梁中堂深知从理论上反对一项国策是无力的,必须通过实践来证明。1984年,他呈送中央的报告得到了胡耀邦的批示。国家计生委同意在山西选一个县做试点,这个县就是临汾市翼城县。自此,生活在翼城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拥有了生育二孩而不受处罚的权利。

  巧合的是,也就在这一年,中央调整生育政策,各地普遍实行了农村独女户可以生育二孩的政策。然而,农民依然有强烈的生育意愿。有些地方为了完成目标,实际工作中出现不少问题。1995年,国家计生委发布“七不准”,规范了一些地方过于严厉的计生措施。

  “而在翼城,同样是生了两个孩子的农民,就可以不罚款或者少罚款,干群关系自然缓和些,社会当然也相对和谐。”梁中堂告诉记者。

  不久前,梁中堂刚刚利用最新的普查数据计算出了翼城县和全国、山西省、临汾市的人口增长情况。1982-2010年,全国增长了34%,山西省增长了38.8%,临汾市增长了42.6%,翼城县增长了24%。而且,翼城县还是一个迁入大于迁出的县份。

  “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宽松的政策没有多生孩子,严紧的政策没有少生孩子。第二,如果全国实行这样宽松的政策,人口不仅不会爆炸,社会矛盾和管理成本也将减少很多。”

  200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首次超过10%,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次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出台,明确规定了“一票否决制”。这两件几乎同时发生的看似矛盾的事让梁中堂有点不理解,他用了一年多时间写了长篇论文,证明全国实际推行比翼城严厉得多的政策,而在人口总量和生育率水平上却高于翼城。

  在申请搞试点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观点,即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间隔的办法是在中国农村普遍适用的,试验无须专家参与即可顺利推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过多的介入翼城试验。试验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时至今日一直在平稳地推进。

  然而,不少人却说翼城试验搞得好是因为专家的指导。“言外之意就是不可能给全国几千个县都委派专家,所以翼城也就没有推广的价值。事实上,翼城县人口现状是客观规律的结果,不是专家功劳。这一点,我自始至终是清醒的。”

  随着梁中堂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逐渐加深,他意识到翼城的人口变动和现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综合决定的,翼城的政策固然宽松,影响却没有那么大。“老百姓是依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进行选择,既不因政府的政策严紧而少生,也不会因其宽松而多生。”梁中堂认为。

  翼城试验几年后,临汾想在全地区推广,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果而终。一面是极为严紧的政策却成效甚微,一面是政策宽松下人口并无激增。“为什么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有关部门从不将其研究一下呢?许多年来我都在想,哪怕是打算议论一番也好呢!遗憾的是,从来没有。”彼时的梁中堂十分困惑。

  他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试点不过是在僵局状态下动的一枚闲棋,我曾幻想它成为支撑国家美好制度的一个支点,却没有想到,这个闲棋一闲就是30年。”

  探究人口政策的来龙去脉

  “人口问题,何以在我们国家成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大问题,这就要研究历史。”梁中堂认识到这不是简单的人口本身的问题,要从人口之外去解答。

  在他看来,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是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经济即将结束时送给我们的一枚苦果。他回忆说,1977年到1978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中长期目标不断被拔高。与此同时,人口也开始被当做沉重包袱,控制人口的目标不断被拔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过高的经济目标被压缩了,过高的人口目标却通过越来越强硬的计划生育政策维系着。

  人口政策的决策机制是梁中堂近几年在探究的一个问题。他发现,不像其他公共事务的决策总是多部门博弈,人口决策最主要还是受计生单个部门的影响。

  一位基层计生领导曾向梁中堂介绍如何让领导重视本来排不上号的计生工作,秘诀就是“积极而有创造性的工作”。梁中堂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许多计生干部的心态。

  探究政策历史和决策机制让梁中堂冷静许多,他明白了很多现象是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问题,只要还在点滴进步,问题最终都会解决。

  2010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因生育二胎被解聘,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据梁中堂回忆,杨支柱还在其博客给他留言。而此时梁中堂正在故纸堆中翻阅政策文件、分析数据,研究人口政策的始末,“早已超越了情绪化的阶段”。

  同年,深圳和顺德启动大部制改革,人口计生局并入卫生局,直至去年国家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各界纷纷解读为计生系统影响式微。而梁中堂显然更清醒,他认为这是计生部门的一个提升,变得正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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